密”为吸引储户的首要原则。从经济或者国际间政治的角度出发，这类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司法机关的配合程度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且金融界很多新业务的出现（如网上银行、指纹保管箱、密码保管箱等等），客观上也为职务侦查设置了隐性障碍。
2、电信业的开放，使得查询通讯工具这一手段使用难度加大。外国电信企业进入中国，必然会以其优质的服务和领先的技术抢走电信市场的一大块“蛋糕”。侦查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追踪，也就不能只想到查询通讯工具，还必须考虑查谁、到哪查、怎么查、了解电信企业的背景资料、是否需保密等一系列的问题，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取证难度，有时还会增加办案成本。
3、电子帐册的出现，对翻阅手工账册的传统侦查模式是一种挑战。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企业更愿意把业务放在计算机上完成。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会带来先进的管理方法，包括电子帐目的管理。虽然我国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对电子帐册的使用做出限制，但无纸化办公是今后企业发展的趋势，职务侦查人员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对证据收集与固定的影响。
1、电子证据的取得和认定。随着入世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在网上完成，加速了信息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给法律界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取得电子证据及如何辨别其真伪。电子证据是储存在计算机（包括软盘、硬盘、光盘、工作站的服务器）内的材料和证据。与传统的证据相比，具有无形性和易破坏性的特点。针对电子证据的这两个特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发了各种程序，借以固定电子证据，增强其法律效力。目前已经应用的有签名真伪鉴别系统、电子文件认证、数字水印、电子邮戳、证据公证、加解密技术等方式。在众多保真技术的保障下，很多国家、地区将电子证据纳入为诉讼程序中的合法证据 。我国将电子证据归为视听资料的一种。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要对电子证据特别留意。
2、各种新型证言、新情况的出现，对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都是一种挑战。电子合同、电子邮件、电子媒介、网上对话等新型模式的出现和运用，要求侦查人员要具备计算机相关知识，相应的经济知识和辨别真伪证据的能力；对外国人证言的收集，则对侦查人员的英语水平有很高的要求；电子签名的应用，使得网上取证具有越来越强的可行性。总而言之，侦查人员必须不断掌握新的技能，从而更好的开展职务侦查工作。
（六）、对办案程序上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效率是极为重要的制胜法宝，职务犯罪侦查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否则将会跟不上情势的变化，错失破案良机。可以预见：入世对检察机关“快查、快捕、快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办案的规范性、合法性将成为办案的重中之重。任何规范性、合法性的欠缺，都将有可能导致证据的无效，甚至直接影响到案件的侦查质量。侦查人员不仅要重视实体法，更要重视程序法，依法进行搜查和传唤，依法办理各种强制措施，制作合格的司法文书，严格遵守各种法律期限，真正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
（七）、对司法协助的影响
我国现有的司法协助的规定，多是针对民事、商事文书的送达和对外国仲裁的执行等，涉及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比较少。这就造成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协助执行困难。然而近些年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涉案范围也不断扩大，职务犯罪侦查中经常涉及到需要取得国外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审批手续繁琐、外国政府不予配合、放行率低等原因，多数不能完成。入世后，外国与我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间的民事司法协助必然会活跃起来，出于政治经济上的考虑，各国也会放宽对中国刑事司法协助的要求，必然有利于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进行。反过来，我国也会以对等原则给予外国相应的刑事司法协助，这样将形成一种国际间的良性循环，各国携手打击经济犯罪，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的良好发展。
（八）、外国律师的介入
入世前，外国律师事务所仅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外国律师也只能提供法律咨询；入世后，一些国外律师机构和律师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逐渐取得进入国内开展法律业务的资格，不仅使中国律师业惊呼“狼来了”，同时也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种考验。虽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增加执法的透明度而努力，但不可否认在律师介入案件时间、介入深度等问题上，我国与大陆法系 的代表国家 相比仍有差距。面对外国律师的进入，职务犯罪的侦查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三、针对WTO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影响的几点对策
（一）完善检察系统的相关立法。
WTO规则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很难直接适用于检察机关，国家应通过按照WTO规则修改完善国内立法和加强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转换适用。检察机关必须按照法制统一原则，严格依照经清理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办事。在法律尚不健全的地方，应当发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按照WTO规则精神，及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二）、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对职务犯罪进行统一侦查。
入世后，侵吞国有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将有可能上升，且实践证明，职务犯罪越来越多呈现渎职与贪污受贿行为出现交叉的趋势，现有的反贪局和法纪处各自为战的机构设置，不适合新的职务犯罪形势需要。如果将贪污贿赂侦查权和渎职犯罪侦查权合二为一，成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并扩大其侦查权限，将会更有效的打击职务犯罪，更好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呼吁尽快统一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证据标准，尽快出台《证据法》。
在实践中，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和审判部门在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上存在诸多不一致，某些高检和高法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不利于高质高效的办理案件，容易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入世后，随着职务犯罪侦查难度的加大，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急需有一个统一的证据标准来参照执行。所以，《证据法》的出台刻不容缓。
（四）、完善奖励举报制度，扩大破案线索来源。
举报制度自1988年6月建立以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揭露贪污贿赂行为的主要线索来源。但在实际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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