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以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根据（规范性文件）就成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之一。所以，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不仅包括事实方面的证据，还包括法律方面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范围的广泛性，是它区别于其他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行政诉讼举证时限

　　（一）答辩期10天内提供证据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应当在提出答辩状时一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实际上是要求被告在庭审前进行"证据开示"（discovery）。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在于保证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被告只提交答辩状而不提供证据，或者故意拖延提供证据的时间，直至庭审的最后阶段才把证据抛出来，就会使原告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相应的反证，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进行辩驳，这对原告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如果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不断地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往往不得不中断开庭以核实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这样就会造成诉讼拖延，使案件长时间不能审结，影响行政审判的效率，而且也使集中审理难以实现，反过来又影响庭审的质量。此外，拖延举证时间，也会给被告事后补充收集证据提供很多机会，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

　　因此，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时，应当一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此后提供的证据都构成"突袭证据"（Surprise），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第26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该条规定把原司法解释"一审庭审结束前"的举证时限改为"答辩期的10天"，即是对《行政诉讼法》第43条之立法原意的重申与恢复。

　　（二）举证时限届满后被告能否补充证据

　　与举证时限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被告能否在诉讼中补充证据？

　　《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据此，被告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擅自向原告和证人调查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该条规定的"自行"二字，加上第34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实践中一些法院认为，被告按照人民法院补充证据的要求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采纳。被告也以经人民法院许可为由，认为在诉讼过程中补充调查收集证据以支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名正言顺的。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误解。按照"先取证，后裁决"规则，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能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证明。如果被告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以后还需要补充调查收集证据，恰恰说明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被告举证应当在法定的举证时限届满以前完成，而不能在举证时限届满以后再补充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第2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根据笔者的理解，该条款第（一）项的规定并不属于补充证据，因为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只是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而已；至于第（二）项的规定，属于可以补充证据的特殊情形。因为原告在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没有提出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就不能要求被告针对该反驳理由或者证据去收集相应的反证，只有当原告提出某一理由或者证据之后被告才能对此提出相应的反证。当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这时应当给予被告行政机关收集作为反证的证据的权利。当然，被告在此情况下补充证据，仍然需要取得人民法院的同意。

　　五、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在诉讼中，当事人证明任务的完成，不仅要依靠一定的证据数量，更重要在于所提供的证据的质量，即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为了实现证明任务，法律规定的在每一案件中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

　　我国三大诉讼法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虽然在措辞上有所不同， 但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证据制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同任何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案件事实也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基于这一思想，我国学者通常都认为，只要办案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正确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诉讼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完全可以发现的。

　　事实上，诉讼是一种对案件涉及到的有关事实的证明活动，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案件事实达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对于诉讼活动而言，既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国三大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实际上是以希望实现的目标来代替可供操作的标准。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当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加以适当区分。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定，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中间性。诉讼的性质不同，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看作两个极端（前者的要求最高，后者的要求最低），那么，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总体上应当居于二者之间。不同的诉讼对当事人权益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相比较而言，行政诉讼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影响低于刑事诉讼，而高于民事诉讼。因此，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总体上应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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