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

 

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培养(主体化)和产品生产(客体化)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知识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价值水平也就越高。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门，此外也部分地来源于劳动者家庭及其本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力价值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转化为活劳动以后，形成更复杂、更高效率的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等)，也就包含着比简单劳动创造出高得多的倍加的价值。正因如此，社会收入的分配应该向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有两种存在形态，即活劳动形态和物化劳动形态。前者主要表现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后者主要表现为有较高知识含量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性用品等。两种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活劳动形态的知识直接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物化劳动形态的知识虽为商品价值的增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但其本身价值则不能增殖，只能转移到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中。活劳动的知识是创造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这种价值创造必须与物化劳动的知识相结合，才能变成现实。所以，我认为鲁从明教授根据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把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分为现实源和潜在源两个层次，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概括为两个层次：(1)创造价值的现实源，即人类抽象劳动，简称为活劳动(包括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知识和信息)，它构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这一源泉具有唯一性；(2)形成商品价值的潜在源，即多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生产资料，它们是直接决定生产价值的劳动效率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具有价值增值的潜在可能性。这层源泉具有多样性。形成商品价值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两层源泉的统一。”[2]对这一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索，价值源泉层次论如果能够成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鉴于知识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首要、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因而凝结在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商品价值也就越大。科技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

 

三、正确认识商品价值与商品效用的关系

 

一般而言，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具有一定的效用(即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2)耗费人类一定量的劳动能力，具有一定的价值；(3)通过以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3]恩格斯这个结论告诉人们：(1)商品价值是一个成本范畴；(2)形成商品价值有两个基本要素，即费用和效用两个变量；(3)在商品生产费用相等时，商品效用是影响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文中所说的“效用”，一般而言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属性。现在看来，这种笼统的表述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品效用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赞成郑志国副教授在《价值增殖规律探究》一书中把商品效用区分为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的观点。绝对效用是指“由商品的物质技术性能决定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相对效用是指“商品适应市场或消费者需要的程度”。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明显区别。绝对效用是相对效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它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相对效用则是商品适应市场(消费者)需要的一般属性。商品的绝对效用是价值的物质载体，不能成为商品价值实体的依据，而商品的相对效用则与劳动总量有效值的变化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要通过市场需求来体现，劳动对市场需求的依存度空前提高。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强化了这种依存关系。因此，商品的相对效用对价值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研究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这一研究的深化有利于把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统一起来，有助于大力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