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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