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计划”，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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