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